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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大篇幅报道中心承办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民间文艺传承宜昌高峰论坛
2016-10-24 18:15  

■“清风不用银钱买,月在江中夜半游,闲来简板敲明月,醉后渔歌云春秋……”在长阳资丘民族文化馆里,6位挥弹三弦、手打简板的民间艺人正在演唱长阳南曲《渔家乐》。10月14日至17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三峡大学主办的“中华美学精神与一带一路民间文艺传承”高峰论坛在湖北宜昌举行。其间,与会专家学者还对宜昌长阳资丘土家族南曲、撒叶儿嗬等民间文艺进行了实地考察与调研。

南曲在鄂西土家族尤其长阳资丘一带世代流传,是中国较为古老的曲种,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近年来经普查摸底,南曲民间艺人仅存五六十人,南曲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形势。这可以说是大多数民间文艺在传承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与实践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在中华美学精神的观照下推动民间文艺的传承,成为民俗工作者所关注与探寻的问题。本报记者就中华美学精神与民间文艺传承的关系、真正传承与发展民间文艺、促进“一带一路”视域下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等话题对与会学者专家进行了跟踪采访。

“中华美学精神不仅诞生于民间,还依托民间文艺来传承”

对于什么是中华美学精神,文化界、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在长期致力于民俗文化研究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国内联络部主任、编审侯仰军看来,中华美学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5000年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美学情感、美学追求和美学理想的深层内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美学方面的重要体现。“核心理念是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观念,求真求是、向上向善、文质兼美的意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淡泊明志、入世出世兼顾的情怀,以及序人伦、倚教化、求团圆、重意象的情感诉求,都是中华美学精神的具体体现。”侯仰军指出。

以中国传统古村落为案例,古村落之所以令人神往,就是因为其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寄寓着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和理想,沉积着民族民间的精神和观念。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华对此有着自己的思考:在古村落迅速消亡的今天,它被称作人类的精神家园,无疑也是珍藏中华美学精神的富矿。“古村落形象表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要义,即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价值观。”刘华指出,古村落所蕴含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如环境文化、祠堂文化、屋宇文化、家居文化、民俗文化、民间艺术以及民间信仰等,生动演绎着入世出世的人间情怀,充分展示了中华美学精神的营造意象与追求意境的艺术表征,堆砌着驳杂的民间信仰和崇拜,铺筑着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兼驻会副主席邱运华认为,中华美学精神诞生于民间文艺的土壤上,给中华文化带来灿烂文化种子和文艺美学系统的思想家也多来自于民间,这赋予中华民族文化以深厚的底层色彩,尤其是这些思想家多身处危机时代,担当起重整中华民族文化大厦的神圣职责,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里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

从《诗经》《楚辞》到汉乐府,从南北朝民歌到唐代新乐府、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无论哪一种达到思想和艺术高峰的文艺品种,都来自于民间,“这说明,中华美学精神不仅诞生于民间,还依托民间文艺来传承。”邱运华指出,“正是民间思想文化的滋养,为每每处在危机境地的中华美学思想带来新的滋养,促使它获得新生。”

但在学术研究层面,学界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阐释往往局限于,将中华美学精神的体现者和承担者简单等同于中国古代经典文本和文人艺术,而忽视了民间向度和民族向度。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李修建认为,“中华美学精神作为一个高度凝练和复杂化的范畴,与中国社会的多元性及中国文化的丰富性息息相关,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时,还要关注中国民间的、小传统的美学精神,关注民间美学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以及民族美学的差异性和丰富性,同时中国文化作为一个连绵不绝的整体,还要注意到主流思想家的、文人的、民间的、民族的美学精神亦有相通互融之处。”

因此,探讨与研究中华美学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无疑为民间文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邱运华认为,无论是传承中华美学精神,还是传播中华文化,仅仅依靠语言、文字媒介是远远不够的,最为直接和便捷地沟通不同民族、语言和区域的人民的,唯有艺术,而民间艺术由于诉及的是人类普遍的日常生活、借助的是最简单的物质材料、采用的是最共同的朴素手法、表达的是最基本的理想和情感,因而最能够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所理解与接受。这为民间文艺提供了发展的契机。

“将乡土的审美还原于日常生活”

将民间文艺置于时空的坐标上进行探源,才能使其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发展。从纵向来说,民间文艺经过历代普通百姓、民间艺人的改编加工,多数会产生很大变化,经过对这种变化的探寻,可以寻索到不同时期人们的不同心理状态、审美意识及价值取向,有利于民间文艺得到理性科学的传承,在传承中不被变味。从横向来说,很多优秀民间文艺正面临着被国外不断“抢注”、被国内改造得面目全非的窘境,侯仰军认为,通过探源民间文艺,可以正本清源,消除伪民俗、伪非遗,从而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掌握话语权、主动权。

具体而言,如何使民间文艺得到真正的传承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民俗研究学者萧放从乡土的范畴进行了解读:乡土,既不是与现代社会悬隔、落后于时代的传统保留地,也不是抽象审美的乡愁寄托之区,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有着自己的社会运行逻辑原则、秩序体系与审美趣味。由此,“乡土如果仅仅作为一种精神意象,那它只有认识价值与精神批判意义,而不会实际改变或者服务人们的生活,因此如何将乡土的审美还原于日常生活,成为民俗研究者们探求其本质意义的关键,也成为从事乡村建设与乡村再造的人们的理想。”萧放指出。

农民画的发展可谓为乡土的审美建设或民间文艺传承提供了一种范式。农民画发端于上世纪50年代,继承了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如剪纸、刺绣、漆画、灶壁画、木雕等元素,经过传统民间艺术的“现代转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成为当下乡村建设中的重要载体。复旦大学教授、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郑土有认为,农民画的创作者农民,虽然缺乏本体的艺术自觉,但其自身所携带的传统民间美术素养在创作中会自然而然地呈现,同时其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也得力于对传统民间艺术元素的借鉴———强烈的生命信仰精神、特有的艺术功能、独特古老的语言表达方式和系列生命意象符号系统,延续了最初的“民间”思维定势。这种在内容上体现农民日常生活、审美上体现民间美术素养的形式,服务了农民的精神生活,凸显了农民的美学素养。

通过田野调查,加强人才培养,将民间文艺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成为有效保存与传承民间文艺的重要形式。就三峡民间文学艺术而言,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王作栋表示,其依托于茶马古道、火塘屋、红白喜事、节日、农事劳作场合等,广泛涉及民众对自然界的认知,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伦理道德观念和审美评价尺度,民俗工作者通过田野调查及理论分析,采录、编纂成《中国民间故事全书·湖北宜昌卷》《九佬十八匠》等多部作品,其中《九佬十八匠》是民俗工作者对长阳县九佬十八匠所进行的现在时状态调查,访问了3000多匠人,摄录了1300多分钟的音频资料,“传承人应当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应当有成就感、荣誉感,共享成果,进而才有共同的责任感、使命感。”王作栋说。

民间文艺的健康传承与发展,还离不开民间文艺评论的正确引导。职业画家、艺术评论家周伟平认为,“民间文艺是特定民族或者世代居住于同一地域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生活和劳动中不断创作、积累而产生的宝贵文化财富,具有极高的遗产价值、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保持民间艺术的正确方向,保护民间艺术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成为商业的暴力征用对象,使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国之所需,是人民所需,是民族所需,这需要文艺评论工作者加强引导,提高对民间文艺评论的实践能力。”

“是契机,也是挑战”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促进“一带一路”视域下的民间文艺传承与民族文化交流,成为文化学者们所关注的热点。三峡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陈宇京从形态学层面分析,中华美学精神是彰显中国56个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而又各具特质且互为借鉴的、创造真善美的立美过程及相关审美经验,是中华文化自信的产物,“正因为华夏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情怀,才形成了由中华美学精神引领的盛世;正因为华夏文化有上下五千年的久远文化历史,才成就了中华美学精神走向世界、开创“一带一路”战略新格局的气质。”三峡大学巴楚艺术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渝认为,丝绸之路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其中所包含的变革乡土中国礼制差序的力量,具有民间性、个体性、平等性与包容性,是“一带一路”所应继承的精神。

在“一带一路”中,不仅包蕴着国内多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还涉及跨国民族文化的发展,后者以其独特气质与特殊作用在“一带一路”中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也成为多民族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调查统计,跨国民族占全国56个民族的60%以上,因语言相通、文化习俗相似等便利条件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建立起民间交往的桥梁。以广西京族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毛巧晖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广西沿海地区作为东盟国家的重要桥头堡,通过加强中越两国间京族的比较研究,将为密切彼此之间的联系、促进双方的友好往来产生积极影响。

“中国的大学里,开的课程和老师研究的课题,有多少是跟阿富汗、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关的?尽管他们的国家很小,但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跟其他地方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在这些方面有多少知识储备?不能说只是把钱送过去,把我们多余的产能、机器卖给他们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最后效果就会远远达不到预期。”这是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曾经所忧虑的问题。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杨民康看来,这样的现象在文化界、学术界仍然存在,比如他长期所关注与研究的中国西南跨国民族文化与西南丝路的关系问题,只是提出了大致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方向,缺少对具体问题的细致调研、分析和规划。“由于对文化语境及背景知识的欠缺,致使我们关于研究对象的认识深度和研究水准受到明显的制约。”杨民康指出,“一带一路”是契机,也是挑战,研究此背景下的跨国民族文化,既要看到其所带来的新契机,也要做好应对新挑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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